第158章 难得启迪

　　毛大年在震旦校门口遇到的不是别人而是一别7年的包教官。只是毛大年当时并没有一眼认出他来。这不怪毛大年，只能说此时的包教官外形包装完全换了一个人，根本无法让人将他和7年前的那个一身戎装，且容光焕发、英气勃勃的年轻军官联系到一起。

　　那天，毛大年来到震旦校门口正准备叫上一辆黄包车，打车回金府，可眼睛无意中瞄见马路对面不远处一位头戴礼帽，眼架墨镜，一身灰布长袍打扮的中年人正朝校门这边走来。

　　毛大年隐隐觉得这人有点面熟，却也未多加在意，只以为他和自己认识的某个人长得有点相像而已。可就在毛大年扭头叫黄包车时，那中年汉子竟直奔大年而来，边走还边喊道：“大年同学，且慢上车。”

　　直到走近大年身边，仍见大年一脸疑惑，那人呵呵笑着说道：“看来我不把帽子和眼镜摘下，你还真认不出我来了。”

　　“哎呀，您是包教官！”随着那人摘去帽子、眼镜，毛大年这才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欣喜的回应。

　　“嗯，7年未见，你长高了，也长结实了许多，可模样基本没变，我刚才在马路那边一眼就认出你了。当时心里还直嘀咕：怎么这么巧呢？”包教官一面上下打量着大年，一面兴奋地叨叨着。

　　“包教官，您什么时候回上海的啊？我可有一肚子问题想跟您请教呢！”毛大年有点迫不及待地想跟包教官长聊一番，可包教官却说：“大年啊，今天我手头还有点急事要处理，如方便的话，明天下午三点你到这个地址来找我，我们慢慢聊，怎样？”包教官边说边递给毛大年一张名片。

　　毛大年接过名片一看，上面写着‘郑鸿儒’三个字，地址是：上海多伦路31号‘聚友书屋’。

　　包教官见大年面露不解，忙低声解释道：“忘跟你说了，我现在已改名换姓叫‘郑鸿儒’，以后啊，你就叫我郑先生或郑老板都行，总之，记住：别再叫‘包教官’了。看我这身打扮，像不像个书店老板啊？”

　　毛大年顿时有所醒悟地连连应道：“像，像，像。”少顷，大年又道：“那就说好了，明天下午我依时登门拜访。”

　　就这样，毛大年和包教官意外相遇，又匆匆别去。

　　当第二天毛大年如约来到‘聚友书屋’时，开门的竟然是包玲。上一次见到包玲也是7年前，7年一晃包玲已不再是个调皮的黄毛小丫模样，而是一个端庄沉稳的大姑娘了。上次见面，毛大年和包玲只是寒暄了一下，并无一句多余的交流，然而这次，两人却像老友重逢一般，谈得既默契，又投入。

　　交谈中，有那么一瞬间看到包玲眉毛习惯性往上一挑，毛大年突然想起淞沪抗战期间，他在南京路永安百货公司门前看到的那一幕感人情景。

　　那是一个烈日当空的下午，一名女学生站在高高的台阶上手举话筒对着过往的市民高声呐喊：“日寇欺我中华日甚一日，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之关头，身为中国人，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啊！市民们，同胞们，值此国难之际，我们要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啊！”

　　随着那名女生的呐喊声，越来越多的人围聚过来，不一会就有好几位慷慨市民往多名女学生牵开的巨幅被单上扔钱，再后来不光有扔钱的，有好些来永安公司消费的阔太太、小姐们甚至当场把身上戴的项链、戒指，以及其他值钱的东西全都扔到了那面硕大的被单上。

　　据报载，当时全国各大城市都在掀起抗日募捐活动，惟上海的募捐活动开展得最为声势浩大，有统计资料表明，仅上海一地抗日捐款就占全国六分之一强。

　　毛大年终于想起面前的包玲便是那位站在永安公司门前手举话筒高声呐喊的少女。没错，就是她。她那挑眉的一瞬也挑动了毛大年记忆神经中的敏感点。

　　毛大年不由得对包玲平添一份钦佩之意。多好的姑娘，小小年纪便如此胸怀民族大义，甚至还勇敢地挺立于这街头闹市，为抗战募捐高声呐喊，为救亡图存尽自己绵薄之力，真可谓‘巾帼不让须眉啊！’

　　毛大年和包玲谈得正热火，包教官这时急匆匆从外面赶了回来，一见大年便歉意道：“临时有事出去了一趟，让你等急了吧？”

　　“哪里啊，我和包小姐聊得正欢呢！”毛大年忙应道。

　　“呵呵，你们两人应该有不少共同语言，不光都是爱国青年，你们还应该算是校友吧？”包教官这下又把毛大年说楞住了。说他们都是爱国青年当无可厚非，可何来校友这一说啊？

　　包玲忙出面对大年解释道：“你肯定没想到我也是震旦学生当中的一员吧？只是我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那边，和你们男生平素基本无甚交往，不过我可看过好几次你们震旦男生的足球比赛哦。毛中锋的球场英姿在我们女生当中可是有口皆碑的啊！”

　　毛大年惊讶得半张着嘴，好一会才反应过来，连道：“没想到，没想到。难怪有几次参加足球赛时，总觉得场边有个女孩挺眼熟的，没想到原来是你啊！”

　　“可不，这不正应验了‘人生何处不相逢’的真理吗？”包玲故作得意地笑着说道。言毕，她突然一跺脚嚷嚷道：“时间不早了，我得赶紧回校了，迟滞不归可是要受罚的！”少顷，又叹了一句：“要是今天就开始放暑假有多好，真想和你们多聊聊！”

　　包玲离开后，包教官开始和大年认真交谈起来，先是问了问毛大年这几年的学习生活情况，接着便谈到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尤其是当说到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在望的时候，毛大年仿佛一下变得情绪特别高涨。要知道中国人盼望这一天的到来可说是望眼欲穿啊！

　　尽管毛大年平时也十分关心时事，但他终究没有包教官的信息来源广泛，更没有包教官那种对形势观察、分析、判断的综合能力。听着包教官那言之有据，又有理的慷慨陈词，毛大年只觉得心里重新燃起了一支希望的火炬。他太需要这支火炬了，因为它不仅照亮了他久已迷失的前进方向，它更温暖了他那颗孤寂悲凉已久的心。

　　交谈当中，毛大年有几次也想问问包教官这几年的人生经历。比如说：何时脱离国军行列的啊？为何要弃武从商呢？怎么就突然想到回上海开这么一家书店呢？还有为何要改名换姓搞得那么神秘啊？等等。

　　不过，毛大年毕竟不是7年前的那个少不更事的童子军娃娃了。哪些话可问，哪些话不该问，他还是知道分寸的。尤其是现在，统治上海的日本鬼子虽已属‘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可越到这个时候，鬼子越是加倍地疯狂。上海滩上每天有多少仁人志士惨遭不幸，毛大年是时有耳闻的。

　　正因此，毛大年完全能理解包教官的谨慎行事风格。毛大年对包教官的真实身份还是到1949年上海解放后才完全了解清楚。原来包教官早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之前就已加入□□地下组织，而7年后的这次重回上海是按上级要求，借开办‘聚友书屋’为掩护而从事地下工作。当然，毛大年在后来与包教官的屡屡交往中，也隐隐猜到了包教官的秘密身份，只是绝不点破，彼此都心照不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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