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4:官府之事勿托亲友,吏役不可信

　　【醉酒寒蝉】官府之事勿托亲友。

　　官府中的文件，不能不请亲友帮忙。至于像派遣官差办理文稿，派遣捕役抓人等一类事，即使公事很忙，也必须有条有理地着手办理。假如说在一个重要地方当官，确实没有时间把这些事同时兼顾，又不便把公文留着等以后处理，那便可以草拟一份文稿，马上交给当天处理日常公务的官吏办理，当差的人，可以在核定稿子时将姓名填在文件上。这类事情一般不要托亲友帮忙，以免开那种拉拢关系谋求私利的口子。

　　官府历来是人们议论的焦点。当官的应尽量不使自己的亲友插手官府的事，那样会说不清楚，会纷别人留下议论的话题。既然是公事，就公办，为什么要自我麻烦，自寻苦恼呢？官场有一种风气，喜欢拉帮结派，自立山头，于是，猜疑之风起，以为亲友最为可靠，纷纷提拔亲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还有一种人，公事压得抬不起头，又不会分配调理，发挥别人之能，却害怕别人超过自己，便假亲友手来处理公家之事；公私不分，于是，轻才重亲，妒贤近小之风便起，又谈何公事？

　　吏役之言不可轻信。

　　现在又重提这个问题，”理由是，幕僚们没有见到下级役吏，而直接见到老百姓，当官的平时不了解百姓的疾苦，而偏信下级役吏们的话，所以容易激动。捕快差役们在老百姓面前没有捞到便宜，就故意在上司面前装出一副可怜模样。有的毁掉公文，有的扯烂自己的衣服，把者百姓刁钻蛮横的样子，在上司面前表现的活灵活现，煞有介事。进而夸大其辞，无中生有地说者百姓如何的目无长官目无法律。

　　而当官的人，没有不因此而勃然愤怒的。当官的人随意发怒，当差的人狡猾奸诈，老百姓的苦难就因此而起了。拒捕是有罪的，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识。

　　真正的拒捕只有在那些贩卖私盐的头领，偷盗抢劫的罪犯想侥幸脱逃时才会发生，只有这类亡命徒才敢于拒捕。至于像催交赋税、官府传讯等事，老百姓本来就没有犯罪，又哪里来的拒捕呢？只听一面之辞，轻易相信，结果自然是一个当差的人好计成功了，许许多多的当差者就会加以仿效。那老百姓能够自我保全的又有几个呢？假如当差的在向你汇报情况时，平心静气地仔细考察，那么差役们装模作样的表演也就自然会露出马脚来。遇上这种情况，姑且把原来的公文注销，只把要办的事另外派人去办。等到人被带到官府，事情办好了再告诉这个人拒捕的罪名和不马上追究拒捕的原因。老百姓因此也就晓得自爱，并畏惧法律，差役们也就不敢重演故技了。

　　传言不可轻信，特别是涉及到自己的职权，需要自己处理的传言。如若听信传言，失于详察，就可能被人利用，可能制造冤案。从而给别人带来痛苦。因此办案应洋察，才不会出错。不轻信不是不信，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只信一面之辞，就难于把握事物的实质。要做到这一点，恐怕首先要看看自己的出发点，是为了个人的颜面官成还是实事求是秉公办事，如果从私出发，就有可能偏听轻信，而制造冤案。

　　为什么上下级之间容易产生隔阂。

　　有的人要问：“为什么上下级之间容易产生隔阂？”我说：“这个道理很简单，但事情却不影巨容易能说得清楚的。”作为上司，大都很看重公事。

　　但万不可对下面的人太苛刻，左右办事人员，只要上司没有满足他的私欲，便会聚在一起千方百计给上司找点麻烦。过去我老家浙江有个好县令，一向被某个大人物器重。一次这个大人物考核官吏业绩，路过这个县令的辖区。

　　由于这个县令没能满足左右的人的某种要求，他们就把给这个大人物准备好的东西在暗中全部撤掉。这个大人物早上起来点灯一看，见一匹马都没有准备，很生气，找了件其他事把这个县令弹劾撤职了。

　　这就是上下级没有沟通的一个例子。又有一个好县令，勤于政务，事无大小，必定亲自过问，赏罚必行。他的下属中，有一个人和管杂务的人不和。刚好遇上县令叫这个下属限期搞朱砂。这种事即在当时，都会难于在限期内办好。恰好这个下属又有事外出了，也没有人及时告诉他，结果这个下属受到了逾期不办的斥责。这是上下级没有沟通的又一个例子。被害者如果都能把实际情况告诉上司，这些弊端又怎会得不到革除呢！然而这些人狼狈为奸，所涉及的人也更为恶毒。

　　他们怎么可能把每件事都忘了告诉别人呢？而受害人总是投鼠忌器，这样一来，下情始终难以上达。这就是上下级之间容易产生隔阂的原因——小人当道。

　　小人当道，根本的原因在于当官者喜欢小人，于是才出现小人当道，下情不能上达。如果当官的个个都能近君子，远小人，上下级的隔阂又能有多少呢？即使有，恐怕也不难解决。当宫的自己首先不是小人才可能远小人。

　　然而，却不能苛求下属皆为君子，为官者，如果总以文化人的清高孤傲来对待下属，来自诩君子，又何谈沟通？不沟通又怎么会做好事呢？百事百样，百人百面，下属中难免有屑小，只要不违法，就得想法子发挥他的积极作用的一面，避免为恶的一面，断然以远而至绝缘的方式则干事无补。

　　奸诈之人正确使用。

　　在矫健与凶悍的人中，有那种勇猛干练的人才，他们一时间可能走错了路子，但作为领导者，应该在察访中发现他们。暗中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

　　这种人要么可以让他们充当练保，要么把他们编人乡丁。只要当官的以威势让他们感到害怕，以高尚的品德使他们怀恩，使他们知道礼节道义，就会为我所控制，假设碰上急事，未尝不可收服他们，使他们为我所用。这就是正确使用奸诈、贪婪之人的办法。不具有用人本领的官吏，不敢采用这种办法。

　　否则，一旦出了差错，就等于关门养虎，贻患无穷。

　　做人贵在自知，为官首在知人。俗后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人才是社会的财富。如果领导者不注意发现，不认真指导、培养，就会被埋没人才；如果不善于使用，缺乏信任、理解，就会抹杀人才，或使之成为消极或反对力量，甚至可能走上邪路，危害社会。可见领导者责任的重大。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即使是奸诈贪婪之人，只要在合法范围内无甚大过，那些毛病属于个人性情；也要善于使用，能够控制、发挥其长处，这样就可能产生异想不到肋作用。而为官者做到善于发现、调动、使用人才，首先要能以宽怀雅量容纳人才。

　　仓猝遇事切勿张皇。

　　常言道，天下没有不怕官的者百胜。如果说当官的表现出并不令人可怕的神情，那么老百姓对官也就有狎戏之情，甚至还会造成官府畏惧老百姓的局面。那种粗犷凶悍的刁民也会肆无忌惮，与官府对抗，在公堂上搅扰。虽说犯此罪的是老百姓，但使他们敢于犯法的却是官府本身。事情来得突然，意想不到，当然可以用实干来平定风波，但更可贵的是以静制动。

　　在公堂上就不要退堂躲避，镇定地坐在那里，端庄严肃地面对发生的事情，用诚心劝告他们使他们明白事理。看见的人就会肃然起敬，听到的人自然会感到官府不可抗拒。粗犷凶悍的人也就不敢放肆。

　　如果遇上突发事件，做官的惊慌失措，那就必然产生大的混乱。这就是当官的不一定会遇上突发事件但不能不防的道理。能够遇事不慌，就在于平时有心理准备，而这种心理准备，又是建立在平时和老百姓亲近、老百姓完全信任的基础之上。因此说这样的官即使有小小的失误，一旦遇上麻烦事，也绝对不会有人与官府为难的。

　　当官的能做到临事不慌，处变不惊，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丰富的做官经验；要有知识的积累，办事的磨炼，更需要心胸坦荡。如果是一个做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好邪之辈，在变故发生时他能坦荡吗？能不慌张吗？一城之守，一军之帅，他们在变故中的表现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诸葛亮西城冒险，独唱空城计；宋钦宗靖康之变，父子被囚，就是明显的例证。古人讲修身养性，其中一条便是镇静功夫，处变不惊，遇事镇定。试想一个连自己的情绪都把握不住的人，又怎么能担当大任呢？

　　审理诉讼勿扯他人。

　　俗语说：“衙门六扇门，有理无钱莫进来。”其实并非是说当官的人就一定贪婪，当小吏的就都黑心肠昧良心。实际上，一张诉讼状子获准审理后，衙门中的差役就要到投状人家里去通知，这样这家人就得请他吃饭喝酒，临走日报得送点礼物给他。探听消息的人进城后，自有人代付车船差旅之费。

　　等到审讯的日期一公布，专为人打官司的讼师，作证的证人，以及关心这个案件的亲朋好友，相互邀约到庭。这些人的开销花费，都要由投诉案件的那个人承担。有时侯，审理案件的时间改变了，钱还得重花。除此之外，衙门中其他差房，各种巧立名目的不合理规定，名称不一。俗话说：“在山靠山，在水靠水。”

　　有些事情是官府中法律不能禁绝的。至于勒索诈骗所得的赃物，就更不用说了。我曾经对当幕僚的那些人说过，对于判处斩首、绞刑、流放等重罪案件，没有不特别检点的。最易连累人，带来祸孽的，多半是民事官司。

　　比如有个乡下农民，家中有十亩田。男人种田，女人织布，所获收入可以养活好几口人。牵连进一场官司后，就要耗费三千文钱，于是就借高利贷来作为官司费用，如此一来，要不了两年，就会卖田偿债；卖一亩田就少一亩田的收入。

　　生活就更困难，就需再借债，再卖田偿债。如此不出七八年时间，就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虽然家道败落，贫穷的日子在七八年之后才出现，但是导致穷的祸根，实际上是在获准诉讼打官司的时侯，就已经埋下了。

　　所以对官府来说，若非十分急切的案件，只需批示和开导，不宜随手牵连入案。被告中不少人，何妨加以选择取证。成百成千的证据罗列在一起，自然可以选择和删除。少传讯一个人，就少牵累一个人。谚语说：“堂上一点朱，民间千滴血。”审定案件，下笔定夺之前多花一时半刻的心思，牵涉到这个案件的人就已经受到无穷的恩惠。因此做幕僚工作的人，必须加以留心的事情，就是把减省事务作为上上之策。

　　古人怕打官司，因为一摊上官司，少则损折几年的蓄积，多则耗费半世的心血；甚至倾家荡产。而贫苦百姓，更无力承受这样的折腾。因此，老百姓有纠纷，能调解的尽量调解，能不通过法庭的就尽量在法庭之外和平解决。

　　古代是人治社会，但法规律令并不少，可知法明律，知道其中关节明白个中窍道的往往是师爷，是少数役吏，假如遇上个昏庸贪婪的官，就更谈不上清正廉明，到哪里去赢官司呢？

　　为官思进，尤防退路，身外之物，荣枯有定。

　　为官思进，尤防退路。

　　作官之人，时时刻刻在想着要进升，更要考虑退路。知道进而不知道退，必然会招致罪悔。这就是亢龙有悔的原因啊。

　　所谓狡兔三窟，古代知识分子往往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进则兼济天下，实现抱负，退则独善其身，留连林泉。故为官之道，又往往是进时便思退，在巅峰时更注重急流勇退，以全功名。如果不注意节制自己，一昧思进，锋芒太露。鹤立超群，必然会引起别人的嫉妒，引起上司的猜忌，迟早会步文种、韩信的后尘，难免蒙冤受辱。

　　身外之物荣枯有定。

　　官职名位本是身外之物，荣盛枯衰有一定的规律，绝没有十全十美。只要自己做得问心无愧，自己干得合乎事理，成败利弊，哪里能够预先知道？

　　如果怕这怕那、畏缩不前，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了。

　　俗话说：当局者迷。为官者不应为官而官，为升官不择手段，全身心沉迷于其中。迷恋于权势，热衷于升迁，而迷失于本性，迷失于人伦，这样做人有什么情趣可言呢？老来盖棺之时又能得到什么呢？人还是应该活的洒脱一点，功名利禄，本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何必要苦苦追求呢？要舍命获取呢？

　　居官治家，须知节用，上下之间，情意流通。

　　居官治家，须知节用。

　　作官没有横财可发，如果不知道节省费用，便不免亏空。饮食、起居与亲戚、朋友同甘共苦，他们自然不会有怨言，但这并不是说别人没有想法。

　　一切生活开销，应当在大处节省，不可在小处计较削减。

　　一个廉明的领导是没有横财可发的，仅靠俸禄如不知节用是难保清贫的，但居官难免有些讲究，所以大处节省，小处不抠便是可行之道了。算大帐不计细小既是持家之道，也是从政之法。如果过分吝啬，必然会引起下属的不满上下之间情意流通。

　　上下级官员，应该有所区别，但也要经常交流意见、联络感情。遇到地方上的公事，不妨登门拜访，当面汇报。总之，那些公文往来未能按时完结的，只要得到一个指点、一番剖析，就可以马上明白晓畅，立刻定案。况且时常见面，谗言就不容易产生，而品德、才能又容易及时被领导了解。同时，在上司的记忆中也会留下较深刻的印象。

　　上下级之间不仅在职务上有别，古代尤重尊卑礼仪，这就妨碍了来往交流。故作者提出为了公事应多往来，交流多了，事也好办了。只要不是为了巴结逢迎，结党营私，不是为了投机取巧，上下级多往来，多亲近本是很正常的。

　　接官前任，勿扬其丑。

　　人的品德、才能不可能十全十美，因此居官处理政事，就可能有出错的地方。况且，人们善恶的标准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也不可能一模一样。当官者离任之后，他为官时的缺点和失误，很容易被发现。这样，就完全需要并依靠接任官员弥补缺陷，掩饰失误。只有那些居心叵测的接任官，才喜欢《大肆张扬前任官员的缺陷和失误，从而显示自己的才干。

　　假若前侄官员是因升迁而离职，那么这样做，还可以认为是聊以**，求得心理平衡；若是前任因事而候补等缺，倘若被其听到了，肯定会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以后的人看现在的人，就像现在的人看以前的人一样。如果和别人相处，而不给别人留一点余地，别人也不会给你留一点余地。这样做，伤害的只能是那些仁德忠厚之人。而正人君子是耻于这样做的。

　　当官者的品德，在于宽以待人，严以律己。以己之短，比人之长，才能永不知满足，不断进步：以己之长，嘲人之短，终被人嘲。不尊重别人的人，也不可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当然，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少张扬别人的缺陷不是绝对的，不是没有原则尺度的。假如所接的前任是个贪官污吏，其所作所为有损于民，有害于国，这样的缺陷岂止要扬，还要揭发，要投诉上级和有关部门绳之以法，免得移官他处，又害一方。这也是为官者所必须具备的。

　　如果抱着息事宁人的思想，抱着明哲保身的思想，对前任的犯罪行径不闻不问，又怎能算得上称职的官吏呢？

　　上任伊始即重官声。

　　做官名声的好坏，离任以后才有定论，但这个定论的基础却在他上任之初就开始建立。大凡新官上任，在内有家人相随，外有衙役师爷陪伴；这些人无一不在寻找机会。如果为官者稍有漏隙，他们就会蜂拥而上，乘机利用权利。

　　如果当官的贪财好利，他们就用财利来满足他；如果当官的贪淫**，他们就用美女来满足他。每件事都投其所好，以此阴谋抓住当官者的把柄，从而控制当官者。以后，当官者虽然悔悟了，但把柄被人抓着，被迫受这些人的挟制，名声就受到了极大的玷污，自己就不可能止住百姓的议论了。所以，当官者上任之初，就必须振作精神，检点、约束自己的行为，不给别人留下议论的话题，从而建立美好的声誉。

　　万丈高搂平地起，千里之行足下始，这个道理人所共知。

　　一个做官的人，或十年寒窗一朝金榜题名，或时来运转谋得一官半职，有了权，有了势，不论在占代，还是在现在，如果没有良好的品德修养，缺乏远大的抱负志向，不能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那么手中的权就会变成谋私的工具，拥有的势就成了满足私欲的护身符。而自己没有德行，一肚子男盗女娟，自然会有阿谀奉承之辈，投机钻营的势力小人，鞍前马后，前呼后拥，又哪里谈得上为官的声誉呢？上任伊始，即重官声，做了官更要谨言慎行，修身养性，励精图治，成就一番事业。这就像万丈高楼之基础，千里之行之起点。这样做，才能博得一个美名；这样做，官才能做得安稳、长久，才能为人称颂。

　　勿取土产，馈遗他人。

　　地方上的土特产品，并不是上级官员给带来的利益。但是因为取用方更，偶然拿来，孝敬上司，馈赠同僚，后来就沿袭为例，甚至到了用官价购买的程度。这样就大大加重了辖区内生民百姓的负担，由此而产生的副作用也是没完没了的。如此行事，怎么能够鼓励官吏们呢？所以，如果是古老相传的习俗，还应该适当地减少。如果所出产的物品，一向都不出名，就千万不能轻易地用来作馈赠礼物。从而给后人留下祸根。这就像第一个做这种坏事的人一样可恶。

　　开发地方资源，发展地方经济，是地方官员的责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理应多宣传本地的物产，使其声名远播。从而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但是，一旦发展到用公款购买或采用平调的方式搜集礼品，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样，本地拥有些许名特产品本是地方之福，如果成了为官者搜刮的物品，就变成“福之祸所倚”了。

　　接官前任，勿扬其丑。

　　人的品德、才能不可能十全十美，因此居官处理政事，就可能有出错的地方。况且，人们善恶的标准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也不可能一模一样。当官者离任之后，他为官时的缺点和失误，很容易被发现。

　　这样，就完全需要并依靠接任官员弥补缺陷，掩饰失误。只有那些居心叵测的接任官，才喜欢《大肆张扬前任官员的缺陷和失误，从而显示自己的才干。假若前侄官员是因升迁而离职，那么这样做，还可以认为是聊以**，求得心理平衡；若是前任因事而候补等缺，倘若被其听到了，肯定会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以后的人看现在的人，就像现在的人看以前的人一样。如果和别人相处，而不给别人留一点余地，别人也不会给你留一点余地。这样做，伤害的只能是那些仁德忠厚之人。而正人君子是耻于这样做的。

　　当官者的品德，在于宽以待人，严以律己。以己之短，比人之长，才能永不知满足，不断进步：以己之长，嘲人之短，终被人嘲。不尊重别人的人，也不可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当然，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少张扬别人的缺陷不是绝对的，不是没有原则尺度的。假如所接的前任是个贪官污吏，其所作所为有损于民，有害于国，这样的缺陷岂止要扬，还要揭发，要投诉上级和有关部门绳之以法，免得移官他处，又害一方。这也是为官者所必须具备的。

　　如果抱着息事宁人的思想，抱着明哲保身的思想，对前任的犯罪行径不闻不问，又怎能算得上称职的官吏呢？

　　爱民之心，重在清心。

　　治人治事没有固定的模式作准则。一个做官的，能把他那爱护百姓的一颗真诚的心，发展成为爱护老百姓的实实在在的措施，让该活的人活，这或许可以叫做“仁慈”；杀该杀的人，这也应叫做“仁慈”。

　　不然的话，姑息迁就坏人会养虎贻患；自高自大的人必定胡作非为：一心想得到功名利禄的人，容易徇私情；而躲避嫌疑的人，只知道明哲保身，这几种情况都是没有诚意者作为，对于政事有什么帮助呢？

　　假如说做官的本来心地就不是光明正大，那治理的种种方式方法也就只是装点门面罢了。这种官吏，借着爱惜人民之名，而行危害老百姓之实，他哪里是做老百姓的父母官？所以，做官以有爱护老百姓的实心为首要，尤其要以清心寡欲为根本。

　　做官的人为民伸冤，是正义之举；剪除邪恶，也是正义之举。

　　每个人的抱负不一样，治世处事的方法也不相同，但有一条，为官之人，不能错误论认为只要不加重人民的负担就算尽职了，比如治下有人以不正当手法获利，而政府没有很好地控制，有效地打击，也是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理应由政府管的事而没有管，这难道不也是失职吗？至于以一己之私利而不顾百姓之死活，以个人的得失而不敢有所作为就不止是失职的问题了。有爱民之心，必须有实事求是的实政。措施不在多，在于利国利民，在于切合实际。

　　一片肫诚，民受其福，明决为用，深沉有体。

　　一片肫诚，民受其福。

　　肫：zhūn，恳切、真挚。诚恳之意。

　　辅佐国君的得力大臣，以提供咨询、大胆劝谏为忠诚；地方官员，离国君远，同老百性近，则以安抚人民为忠诚。怀有一片诚挚的心意，体现在政事的办理之中，老百姓必然受到他的恩泽。

　　为官之道，各尽其责。在其位不能谋其政，受其禄而不能尽其事，居君王身边只是阿谀奉承，做地方长官只是搜刮民财，那么，国事不为，民何以福。而尽职尽责的基础则以忠诚为本，体现在政事中，付诸于行动上，从而获得良好的政绩与官声。

　　明决为用，深沉有体。

　　做官以英明决断为用，深沉老成为本；才气过于显露，不仅会招致同事的忌恨，上司也认为你涵养还不够，不予重用。能区分赏识公马母马、黑马黄马以外的人，世间能有几人呢？

　　古人讲究做事含而不露。所谓喜怒不形之于色，做官尤须为此。从积极意义上看是须有大将风度，大事当前，反应敏捷，决断利索，镇定自如，愈是风云变幻，愈能做到波澜不兴，心如止水。从消极角度来看，深沉多指有城府，多心计，遇事往往不明确态度，见风使舵，两面三刀，唯命是从。也由于伯乐少，由于居高官者自己也是由媳妇熬成婆，故择才的眼光便聚到少年老成，圆滑憨厚者身上，而不是英才勃发、胸怀磊落者身上。

　　标新立异，切忌虚名。

　　做地方官，除非万不得已，只应该按照旧有的典章制度办事，使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罪大恶极之事当然不可为，即使是造福于老百姓之事也不要贸然去于。就拿建社仓、创书院这类事来说吧，这难道不是造福地方的好事吗？但我却认为这种事不能做，建社仓的种种弊病，我在前面已经谈到。建书院这个想法从一产生，再经过劝老百姓捐资修建，总的说来并不是不需要花费的。等到书院一旦建成，规模已定，那就会邀请要人出任书院主讲。这类人能够尽心尽力劝学生学习的，十个之中没有三、四个。

　　为师的既然只是个空名，那学生又怎会有真才实学呢？用一般乡村学生的学费，来作为地方基层应酬费用，已经让人感到非常惭愧了。如果办书院费用不足，当官的还得拿钱出来作补充，因此就会归罪于创建书院的人，办事不完满。这样做有什么必要呢？建书院这种事尚且有如此的麻烦，其他的事更不用说了。所以懂得治理的人，千万不可为了虚名而贸然去创建某事。

　　没有创新，社会就不可能向前发展。但创新又非易事。它必将受到强大的保守势力的反对。创新也许不能很快见成效。可它比裹足不前、固步自封更有意义。然而，创新和建设都是实实在在的事，万不可为了一己之名誉去创新建设，不但平添百姓辛劳，耗费钱财，常常是虎头蛇尾，落一片骂名，任何事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新官上任之所以不能贸然行事，就是因为一些事情固然是本着兴利除弊、造福一方的想法去做的，但由于不了解事物的本质，抓不住要害，就很可能出现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结果。至于硬要违背客观规律或好大喜功、沽名钓誉去行事，就更不可取了。

　　勤慎供职，勿炫才能，不宜强行，不尚苛细。

　　勤慎供职，勿炫才能。

　　仗恃才能敢作敢为，或者以权术驾驭人的人，有得也常常有失。只有勤恳谨慎，忠于职守，对上对下都能作到圆和但白，不矜持才能不炫耀本领，才能经受时间的考验，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不翻船。

　　一个好的领导在于尽最大力量和可能调动属下的积极性，发挥每个人的才智，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使工作有好的效果，高的效率。自己有才能，可以引导方向，利于控制全局，但决非为了炫耀。凡是乐于炫耀自己，夸耀己长的领导往往言过其实，重视外表。能让所属尽其所长的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组织才能。当然勤慎是为官的基本品德，这不意味着不讲原则，放弃显示才能的机会，关键时刻还真得有点舍我其谁的气魄方可为大事。

　　不宜强行，不尚苛细。

　　人情所不愿做，力所不能做的事情，都不可勉强从事。如果勉强去做，即使委曲求全做成了，事过之后也必然会后悔。

　　为官和人们日常做事的道理相似。这里的人情可以理解为民意，即违背民意的事不要去做，居官者所在地方的经济、文化或政治实力达不到的事不可强行。但往往一些居高位而握大权的人，喜欢以有利国民为理由，做一些力所不及、事倍功半的事，其出发点未必不好，但结果可能是怨声载道，事与愿违，实质并不是为国为民。不仅做事不应违背经济规律违背民意而强行，即使是有益的事也要抓主流，不宜事无巨细，面面俱到。

　　听讼断案，公正廉明。

　　判断讼狱依凭事理、法律。事理律令有所障碍的，以人情来贯通。贾明叙说：人情所在的地方，也是法律所在的地方。说法律设立大的规范，礼义顺应人的情感，这并不是讲私情——讲私情就败坏法律了。

　　听讼断案，关键是要公正，容不得一丝一毫的主观性。替原告、被告设身处地，说出来的话才公正，才能使人折服。尤其要警戒动怒，盛怒这下，分析判断难免偏颇，刑罚也有失当的地方，后来虽然后悔这样做，但老百姓已经遭受毒害了。古人说过：上级官员清正而刻薄，老而姓的生路就断绝了。

　　古往今来的清正官吏，他们的子孙后代大多没有什么作为，正是因为刻薄少恩的缘故啊！这种议论，可以作为矫枉过正者的借鉴。总之，任何事情留一分余地，便是为子孙后代积一分阴德。

　　用现在的活来讲，为官为民都要遵纪守法，尤其为官，要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办事，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但在重人治的古代，听讼断案，依法量刑，其个人的力量要起很大的作用，这就特别要强调公正。做到公正，首先是不能主观，人一主观，就容易极端，不能客观地看问题，也就不能公平地处理事情。往往一些清官做事留下近于苛刻的名声，不是他出发点不好，而是不能抓住事物的要害，主观武断地处理事情，其结果很可能好心办坏事，与本愿相反。

　　欲有所为，须选贤才。

　　衙门官署要关防大印，又要知道了解本统规矩。总之选择恰当人才而任用，必定不会胡作非为。如果只是刻意防范，就像捆束柴草的人，处处以主观臆测去猜测别人，都是值得怀疑的。而详细追究那些执法犯奸的，真是防不胜防啊。

　　不论做什么，为官之道首在择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如果处处设防，自己整天处于惶惶之中，被用之人处于束缚之中，何谈管理，何谓知人？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何况为官一任，辖治一方呢？有为之官最重要的就是用人，是用人才还是用奴才，是用贤能还是用亲近，是每个为官者都必须选择的问题。其实，用人之道，不论亲疏，应唯才唯德是举。

　　存心爱物，必有所济。

　　程子说：“一个卖书人，如果对事物存有爱心，对人必然有所助益。”

　　身居老百姓之上，操持生杀大权的人，必须做有益于百姓的事，建立德行树立功业，都在这一点上。至于公文记载没有失误，听讼断狱顺乎情理，都是其余的小事情了。

　　古人云：无功便是过。一个位居权门的人，不能只以没有失误的记载，没有犯错误就算满足。往往有了一官半职的人，不是想着怎样做些利国利民的事，而是以此为晋升的阶’〖梯，满脑子想的是投机钻营，一门心思是盘算如何巴结好上司，怎样得到权贵的青睐，怎样才能升官发财。对公益之事漠不关心，求实有益之事就难去做。

　　开创基业，必用贤能，仆隶长随，惟利是视。

　　开创基业，必用贤能。

　　开创国基，承继家业，主事虽只有一人，但辅佐羽翼必然借助于许多贤明能干的人才。做官也是这样：主官有志于一番事业，而官署中的亲信朋友各顾自己的私利，勾心斗角，相互倾轧，不能同心协力支持帮助主官处理公事，便不是好征兆。

　　开国承家之人，必有辅佐羽翼之士，但不论是对故旧、老部下，还是新下属，都应用人之才能，明人之品德，而防范并纠正其缺点，以防带来工作损失。要爱护下属，关心下属，更要严格要求下属。表扬好的方面，鼓励下属向善、争胜，是对下属的爱护；批评坏现象，纠正错误，使人们明辨是非，自觉的向善，也是对下属的爱护。自己要有主心骨，万不可被下属左右，从而在工作中不知所措，无所适从。

　　仆隶长随，惟利是视。

　　奴仆有才干的多，忠诚善良的少。用他们的才能，但要防止其弊端。如果过分相信，重用他们，不再觉察防范，就会造成揽权专横，跋扈招摇，什么坏事都可能做出来，等到事情败露，当官的为他们的事获罪吃官司，而他们自己却早已挟带财物远走高飞了。

　　奴仆长久跟随主人，只是看在利的份上。有的主人过于苟刻精细，致使他们不能自我供养；又有的主人借宽大的名义任奴仆挥霍，不能检查约束他们。这两种情况都丧失了驾驭下属的原则和道理。都是不可取的。

　　俗话说：宰相门前七品官，又说是奴大欺主。讲的正是这个道理。为官者必须善于约束自己的手下，各尽自己的职能，而不应惟利是视。做“长随”者，更不应随官长权利日增，便自傲到忘乎所以。

　　用人之道，明示奖赏，公私分明，重在用人。

　　用人之道，明示奖赏。

　　用人应当公开明示奖赏，不可暗中受其欺骗。因为，奖赏则使人感恩而产主激励的效果，如果奖赏成了欺骗的筹码，则等于揖请盗贼、助长奸邪。

　　用现代管理的术语来讲，管理下属必须建立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人员积极性。赏罚不明，是非不分。对工作积极者鞭打快牛，却无以回报；为人奸诈，不干实事，夸夸其谈阿谀逢迎之辈也得不到制止处罚，那么，这样的上级是得不到有才能的人真心相助的。

　　公私分明，重在用人。

　　公事、私事不可同时经管。既然有官位职守，便应将一切银钱的收入开支、出门旅行、饮食、包括家产事务，都托付给他们照料管理，只要用人得当。如果必须自己一一过问处理，不但在办理公务时分心，而且劳心志、耗费精神，不是颐养身体的正确方法啊。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要忙于工作，必须安顿好家室，解除后顾之忧。这就需要选择可用之人，发现每个人的长处，用人所长，委以合适的工作。如果事事亲自动手，两头兼顷，结果可能会一事无成。[bookid=2871585,bookname=《灵噬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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