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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上古神话


  【醉酒寒蝉】散失演化。

  篡改涂抹。

  中国古代神话的原始状态是十分丰富多彩的,但经过历史潮水的冲刷,如今呈现在的,大多只是一些零碎的片段。

  中国古代神话之所以散失,除了它没有受到文人的重视之外,神话的历史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所谓神话历史化,就是把神话看成是历史传说,通常的做法是把天神下降为人的先神,并把神话故事当做史实看待,构成了一些虚幻的始先以及它的发展谱系。这一文化现象在世界其它民族的文化史中或多或少都出现过。神话历史化,一方面是因为很多神话就是以历史为依据的,这些有关历史的神话、半历史或准历史的神化,很容易被解释为历史;另一方面,神话历史化又可以说是文化发展的必然,因为从原始文化向理性文化的发展,并不是跨过一个鸿沟一蹴而成的,而是一个继承发展的过程,神话历史化正是这一继承发展过程的具体体现。

  中国的神话历史化,是史家、思想家们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一般认为,古代神话形象经历了从动物形、半人半兽形到人形这么一个发展过程。在正统的史家或儒家的典籍中,那种半人半兽形的神性形象被抹杀殆尽了,因为这种形象很难被纳入历史谱系之中,而且也违背了理性化的原则。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触犯了理性化原则的神话,也都遭到删削。

  相当一部分神话因此得不到史家的认可,因而没有进入载籍。这些,已无从考察了。有些有幸被文人笔录,但在此后的流传过程中,又被无情地删削。如《列女传》古本所录舜的神话中,有二女教舜服鸟工龙裳而从井廪之难中逃脱的情节,今本《列女传》中就荡然无存了。再如《淮南子》古本载嫦娥奔月神话时说嫦娥“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今本《淮南子》亦不存。其原因可能都是“不雅驯”。

  此外,还有佛教的修改,使得一些古老神话例如后土皇地祗也难逃这种命运。在1929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茅盾以“玄殊”为笔名写作《中国神话研究ABC》,即曾以《山海经》的内容与《楚辞》互相对证,发现到在春秋时代。根据《楚辞》的《招魂》一篇,后土是主治地下幽都之神。茅盾以为这里所说“幽都”之内,凡物皆黑,颇与希腊神话中说的冥国内阴惨无光相仿。原始人对于死后世界的观念大都是惨厉的。但《山海经》的“幽都”神话并不完全。[55]茅盾还是要引用王逸注《招魂》的内容,才能说明后土是幽都之王。

  茅盾在论述中的结论以为:“参目虎首,其身若牛”的土伯便是幽都的守卫者,仿佛等于北欧神话中守卫地狱门的狞狗加尔姆。中国大概也有极完备的冥土神话,可是现代只存留上述的二断片。后人只能知晓幽都门口的守卫者土伯,弯着九曲的身体,摇晃一对利角,参目虎首,张开了满涂人血的手指赶逐人。幽都之内有什么,后土是怎样一个状貌,原来大概一定有,可是现代全都逸失了。后代的书籍讲到冥土的故事极多,然而大抵掺入了佛教思想、印度神话,已不是中国民族神话的原样。佛教在中国的兴盛,恐怕是中国本有的冥土神话绝灭无存的最大原因。”

  神话历史化的另一个方法就是改造。即对神话进行歪曲的解释,使其成为某种现实事件,从而成为构筑远古历史的一块基石。这种例子,在儒家传统典籍中比比皆是,从《尚书》、《左传》、《国语》,一直到《史记》、《吴越春秋》、《越绝书》,都是如此,宋代罗泌所作《路史》是其集大成之作。改造的结果是使神话大量消亡,历史向前延伸,各氏族的谱系更加严密。比如《左传·昭公十七年》:中国东方部族中很多是以鸟作为图腾的,其中也必然流行着不少有关鸟的神话。而在这里,这些有关图腾鸟的神话则被改造为一系列的官名,并按照后世的社会官僚系统组织起来。

  神话历史化在春秋早期就已开始了,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孔子就曾说:“不语怪力乱神”,还直接参与了对神话的改造。据《尸子》(孙星衍辑本)卷下载,当子贡向孔子提及黄帝有四张面孔的神话时,孔子说:“黄帝取合已者四人,使治四方,此谓之四面也。”四张面孔被解释为四个人面朝四个方向,“黄帝四面”的神话就变成了一件有关治理天下的史实。另一则有关夔的神话,在孔子那里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封建制度文化的主流,作为圣人的孔子对待神话的态度对后世文化有着重大的影响。

  演变仙话。

  中国上古神话发展变化的另一条道路,是被道教改造,成为仙话的一个来源,袁珂把仙话也看作是神话的一部分。[3]仙话一般讲述的是通过修炼或仙人导引,以达到长生不老或幻化成仙的故事。在仙话中,能发现不少古代神话人物,其中最突出的是黄帝和西王母。《史记·封禅书》所记黄帝在荆山脚下铸鼎,鼎成,有龙垂胡髯在鼎上,迎黄帝骑龙升天一事。这则故事有着明显的仙话的痕迹。而黄帝战胜蚩尤,在仙话中则被归功于“九天玄女”“授(黄)帝以三官五意阴阳之略,……灵宝五符五胜之文,遂克蚩尤于中冀”。同样,窃药奔月的嫦娥、操不死之药的西王母,也是仙话中的重要人物。神话转变为仙话是有限的,它一般集中在特定的几个人物身上,且有类似于修炼、服药、升天不死的情节。但仙话的文化意蕴要比神话淡薄得多,在仙话中,那些神话人物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审美品质,都被严重地削弱了。

  古代神话对后世作家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在文学中,人们能看到神话精神的延续、光大。神话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一是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表现手法、欣赏效果等。

  古代神话以其广博精深的意蕴,生动活泼的表现力,为后世文学奠定了基础。神话除了被后人直接载录之外,还为各类文学作品提供素材。在先秦散文中,《庄子》一书以“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缥缈奇变”著称,《庄子》说理的精妙和文风的恣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神话。如《逍遥游》之鲲鹏变化,《应帝王》之“凿破混沌”,这两则神话为全文抹上了变幻奇诡的浪漫色彩。至于曹植采用洛水女神宓妃的形象,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洛神赋》,更是利用神话素材进行的一次成功的创作。

  用神话入诗的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比比皆是,如《诗经·大雅·生民》描述了后稷的种种神迹,楚辞《离骚》中各种神灵纷至沓来。此后的诗人,尤其是浪漫主义诗人常常以神话入诗,如李商隐《瑶池》诗云:“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就是对神话意象的妙用。小说、戏曲采用神话作素材的也很多,它主要是借助于神话的奇特的想象,利用神话形象或神话情节进行再创作。如唐代李朝威的小说《柳毅》,创造了一个优美的爱情神话。

  明清神魔小说对神话的采用和重塑,达到了此类文学的最高点,其代表作为《西游记》,孙悟空、猪八戒以及它们的腾云驾雾、七十二般变化成了中国文学中最有影响的故事之一。从孙悟空身上,不难看到“石中生人”的夏启、“铜头铁额”的蚩尤、“与帝争位”的刑天以及淮涡水怪无支祁的影响。此外,如《聊斋志异》、《镜花缘》、《封神演义》、《红楼梦》中也有不少发人深省的神话情节。可以说,古代神话作为素材,遍布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每一个角落,它经文学家的发掘、改造,在新的作品中重新散发出光芒,使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意识含蕴。

  神话作为原始先民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先民对自身和外界的思考和感受,包孕着浓郁的情感因素。这些神话意象在历史中固定下来,通过文化积淀,在一代代人的心底流淌,并总是不失时机地通过各种形式,在后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以上所述,主要采用了现代文学批评中原型理论。也就是说,神话对于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文学家的素材,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神话原型的作品,都可以把作者或读者领入先民曾经有过的那种深厚的情感体验之中,从而缓释现实的压力,超越平凡的世俗。

  神话作为原型的意义要比它作为素材的意义更为重要。当屈原在现实世界中屡遭打击而悲苦无依的时候,他就毅然地转向古老的神话:龙凤结驷,巡游天界,四方求女。是神话世界巨大的力量,使他从现实世界中超越出来,支持他的人格,抚慰他心灵的创伤。

  同时,由《离骚》所抽象概括的某些意象,由于它深沉的神话背景和屈原创造性的提炼,而成为一种稳固的神话原型,在中国文学史上,在一代代作家的笔下传递。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则不仅是将神话看作素材,而是当成全部的精神寄托,是对这个不公平的世界的厌弃和对神话感情、神话世界的皈依。正如荣格所说的那样,“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是在同时用千万个人的声音说话。……它把我们个人的命运转变为人类的命运,它在我们身上唤醒所有那些仁慈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保证了人类能够随时摆脱危难,度过漫漫的长夜。”可以说,屈原、蒲松龄等作品都体现了神话原型的精髓和力量。[24-25][64]相关记录。

  阴山岩画。

  出土的远古资料中,人们发现了大量的神形刻绘,如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中的彩绘女神头像;[65-66]阴山岩画中“有巫师祈祷娱神的形象,也有拜日的形象”;在连云港市将军崖岩画中,“天神表现为各式各样的人面画,……包括太阳神、月神、星神等”。又如随县擂鼓墩1号墓内棺上“有一些手执双戈戟守卫的神像,有的长须有角,有的背生羽翼,富于神话色彩”,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上的十二月神形象,“或三首,或珥蛇,或鸟身,不一而足,有的骤视不可名状。”[67-68]此外,出土的大部分动物形的刻绘也与神话有关,张光直认为,商代早期的刻绘图形中,“其中之动物的确有一种令人生畏的感觉,显然具有由神话中得来的大力量。”[69]并断定,“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也扮演了沟通人神世界的使者的角色。”[70]现在可见的各种青铜彝器上的动物图形甚多,尤其是一些假想的动物图形,如饕餮、夔、龙、虬、凤凰、肥遗等,都应该是具有神性的动物。由此可知,中国上古时代的神话思维相当发达,已经产生众多的神灵和相应的传说故事。由于时代的久远,再加上儒家对神话采取排斥态度,致使上古神话在文献古籍中载录甚少,李学勤认为文献中所记录的神话远不足以说明中国上古神话的全貌:“楚帛书上的十二月神形象,文献全无描述,看来我们对东周到秦这一历史时期的神话,实际上还没有很多具体知识。《楚辞》、《山海经》等书所述,不过是广大的神话世界的一小部分。”[71]资料零散不全,不像古希腊神话那样被完整而有系统地保留下来。中国古代文献中,除了《山海经》等书中记载神话比较集中之外,其余则散见于经、史、子、集等各类书中。这些材料往往只是片段,有完整故事情节的不多。

  诗经楚辞。

  《诗经》、《楚辞》是两部诗歌总集,其中多有取材于神话的诗篇,如《诗经》中的《商颂·玄鸟》和《大雅·生民》就记录了商部族始祖契和周部族始祖后稷诞生的神奇经历。

  《楚辞》中保留的神话材料较多,尤其是《天问》这一篇,作者运用了大量的神话作为素材,其中有些材料较他书所载更接近于神话的原始面貌,因此很有价值。但由于作者采用了问句的形式,提及某个神话时往往只是只言片语,过于零碎,有些难以理解。还有一些神话保留在一些史书之中,比如《左传》、《国语》、《逸周书》等,这些史书中的神话大多数经过史家的改造,借以说明古代的史实,但人们仍能从中看出原始神话的蛛丝马迹来。如《左传》中一段文字谈到高辛氏的两个后裔因为不能和睦相处,被高辛氏迁往两处,分别掌管商星和参星。[72]这则神话实际上是初民对商星和参星永不见面的自然现象所作的神话解释。《穆天子传》中关于穆天子见西王母的故事,神话色彩最为浓厚。

  由于神话本身具有深刻而简明的寓意,它也受到先秦诸子的重视。诸子中以《庄子》援引神话最多。《庄子》自称“寓言十九”,其中有些寓言即是神话,另一些则往往是古神话的改造,如鲲鹏之变、黄帝失玄珠、倏忽凿浑沌等。《孟子》、《墨子》、《韩非子》等书中也保留了一些神话材料。《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分别成书于秦汉两代,由众人编纂而成,两书中都保存了不少神话。尤其是《淮南子》一书,对神话的搜罗相当宏富,如《地形训》就有关于海外三十六国、昆仑山、禹、以及九州八极等神话。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神话:女娲补天、共工触山、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就是保留在《淮南子》中的。西汉及此后的其它文献中仍不断有新的神话出现,或是对旧有神话进行补充。[24-25]山海经。

  在所有的古代文献中,以《山海经》最有神话学价值。《山海经》约成书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之间,应是由不同时代的巫觋、方士根据当时流传的材料编选而成,实际上是一部具有民间原始宗教性质的书。关于《山海经》的性质、成书年代及作者,异说颇多。袁行霈认为《山经》是巫觋之书,成于战国初、中期;《海经》是秦汉间的方士之书。[73]袁珂认为“《山海经》确可以说是一部巫书,是古代巫师们传留下来、经战国初年至汉代初年楚国或楚地的人们(包括巫师)加以整理编写而成的”。

  《山海经》是中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全书共分山经五卷、海外经四卷、海内经五卷、大荒经四卷,内容极其驳杂,除神话传说、宗教祭仪外,还包括中国古代地理、历史、民族、生物、矿产、医药等方面的资料。

  《山海经》中保留的神话是相当古老的,但严格地说来还是神多于神话。《山海经》中有大量的对山神形貌的描述,它们往往是奇形怪状的动物,或兼有人和动物的形体特征,如龙首鸟身或人面马身等,这里或许含有自然崇拜或图腾崇拜的意识,反映了人类早期的思维特征。海经、大荒经的神话色彩是全书中最浓的,记录了一些异国人的奇异相貌、习性和风俗,如贯胸国、羽民国、长臂国、不死国、大人国、等等。其中有不少想象奇特的神话,如鲧禹治水、精卫填海、刑天舞干戚等,都深入人心,流传广远。

  《山海经》中的神话虽然也是片断的,但不少故事已具有清晰的轮廓,有的经过缀合,甚至可以得到相当完整的故事和形象,如夸父逐日,大禹、帝俊和西王母的传说,以及圣地昆仑山的神奇景象等。总之,《山海经》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神话的一座宝库,对中国神话的传播和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后世影响。

  变迁。

  “女神的失落”。

  所谓“女神的失落”,亦即女神的降格,是指随着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母权制也随之被父权制取代,女性的地位从高峰跌倒低谷。女神世界是女性世界的折射和反映,所以女神也经历了如女性那样的地位转变。

  人类社会从母系社会开始,人类对祖先的崇拜,也从女神开始。神话的初期,有很多杰出的女神,如中国的女娲、西王母,后土等。考察世界各地的神话史,可以发现越是早期的神话,创世母神的形象就越多。具有较多原始性的少数民族创世神话中的创世神很多都是母神。

  然而,当氏族社会由母权制过渡到父权制,父系代替母系,父权代替母权,男神居于统治地位,而女神的形象从主角渐渐边缘化到配角的位置。

  许多神话中男神取代了女神,这在创世神话中有所体现。纵观神话史,创世神话大体经历了世界由女神(大母神)独立创生、世界由女神和男神结合而创生、世界由一男神独立创造这样一个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是女神从创造生命的主角变为配角乃至失去了其天赋权利的过程。

  中国神话中后起的男神盘古被认为是创造世界的神灵,他取代女娲独占了创世之功。

  从中国古代神话中神的形象、地位的转变可以探索到当时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变:从母系社会到男权社会。神话中创世者从女神到男神的演变、女神形象从创世大神到生殖神的改变、洪水的故事以及在“文化起源神话”中男神独占文化英雄形象的现象都折射了原始社会世系更替之时女性地位所发生的重大历史性变迁。

  精神。

  古代丰富多彩的神话,是远古历史的回音,它真实地记录了华夏民族在它童年时代的瑰丽的幻想、顽强的抗争以及步履蹒跚的足印。同样,它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族精神的形成及其特征。

  首先,中国古代神话体现了深重的忧患意识。中华民族发源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广阔地域。而在3000年前,黄河流域除了不断出现洪水和旱灾以外,还分布着很多密林、灌木丛和沼泽地,其中繁衍着各种毒蛇猛兽,从《山海经》中那些能带来灾异甚至能食人的半人半兽或半禽半兽的描述中,人们能了解到先民对生存环境的警惧之情。为了顺利地生存和发展,先民们在满怀希望中必须切实地体验现实的艰难,并作不懈的努力。比如在女娲、羿和禹的神话中,无不以相当的份量描绘了人类的恶劣处境,神性主人公们都能正视现实的灾难,并通过锲而不舍的辛勤劳作和斗争,战胜自然灾难。神话特别强调诸神不辞辛劳的现实精神,反映了先民对现实的苦难有着深刻的体验。

  其次,古代神话具有明确的厚生爱民意识。对百姓民众生命的爱护和尊重,是中国文化的一贯精神,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就反映了这种思想。中国古代神话在展示人类恶劣的生存境遇的同时,还为人类塑造了一些保护神,如前所说之女娲、后羿等。此外,还有一些神话形象如龙、凤等,“见则天下安宁”,它们的出现给人带来了祥瑞和安慰。重生意识还包括对个体生命的珍惜和对生命延续的渴望。

  此外,《山海经》中“不死之国”、“不死民”、“不死之药”的传说,也说明了中国神话对人类生命珍视。古代神话还表现了自然和人之间的亲和关系,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厚生意识。如主日月之神羲和,不但要职掌日月的出入,“以为晦明”,调和阴阳风雨,还要“敬授人时”,以利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再如春神句芒的到来,“生气方盛,阳气发泄,句者毕出,萌者尽达”,给人类带来了美好的希望。这些都体现了人们对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望,在本质上是对保护和发展生命的希冀。[bookid=2871585,bookname=《灵噬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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