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9:佛释道

　　【醉酒寒蝉】儒释道。儒指的是孔子开创的学派，也称儒教。曾长期作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存在，居于主流思想体系地位，其影响波及朝鲜半岛、日本、中南半岛、中亚、东南亚等地区。释是印度净饭王儿子乔达摩悉达多创立的佛教，因悉达多为释迦牟尼佛，故又称释教。道指的是东周时期黄老道神仙家依据《道德经》（即《老子》）《南华经》（即《庄子》）而长期演变创立的宗教，是中国本土宗教。在中国境内广泛传播，影响巨大。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

　　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

　　三教讲论，虽肇始于北周武帝时，然直至唐代始以儒、佛、道三教名流论难为风尚，并渐由论难而趋于融汇调和。《道家道教与中土佛教初期经义发展》、《道家道教影响下的佛教经籍》，中通过对三教讲论的具体考察，指出三教归一之旨，三教融合，这已为学术界公认的事实。明，尤其是晚明，三教合一的思想更成一代思潮蔚为风气。关于明代三教合一思想的研究，中外学者已有部分的研究成果。日本学者荒木见悟在《明代思想研究》、《明末宗教思想研究》二书中，专以管志道、林兆恩、屠隆三人为个案，考察明末儒、佛、道三教的调和思想。而岛田虔次更是通过对晚明士大夫生活与意识的勾勒，以说明三教合一思想对士人生活的部分渗透。柳存仁著有《明儒与道教》、《王阳明与佛道二教》等文，比较系统地厘清了明儒与佛、道二教之关系。而李焯然对明代著名学者焦的三教观所作的个案分析，无疑更有助于理解晚明三教合一思想的深入人心。

　　佛道融合。

　　略与法琳同时在长安“护法”的僧人，还有智实、慧净等，道教中则有蔡子晃等人参予抗论。贞观十二年，皇太子在弘文殿召集三教学者，有纪国寺僧慧净讲《法华经》，道士蔡子晃讲《道德经》，并就《法华经》“序品第一”问题展开争议。稍后，又有太子中舍辛请作《齐物论》，从“心存道术”的立场出发，倡道释齐一玄同之论、论云：“一音演说，各随类解。蠕动众生，皆有佛性。然则佛陀之与大觉，语从俗异；智慧之与般若，义本玄同。习智觉若非胜因，念佛慧岂登妙果?”这里的“大觉”、“智慧”言道教。根据辛请的看法，圣人以一音演说教法，道佛二家各随类解，究其根本理趣是相同的，只不过说法各从俗而异，如果一定要在道佛二家之间强生分别，那就流于“空谈”，不达妙理，所以又说：“必彼此名言，遂可分别，一音各解，乃玩空谈。”

　　从更高的境界上说：“诸行无常，触类缘起，后心有待，资气涉求，然则我净受于熏修，慧定成于缮克。”佛教般若以“诸行无常”、“触类缘起”等理论，诱导修持者入于净慧，是资借气力勤求慧觉，所以“有待”于后天心色之用，则于庄生齐物逍遥之旨有所未尽。辛谓的这篇论文保存未全，但仅从慧净所引录的片段看，《齐物论》在唐初代表了较高的理论水平。他着眼于庄子“绝其有封”、逍遥无待的人生境界，责难般若止观诸说的滞相，认为庄子的理趣境界较般若高妙，这可以说是以庄子的理趣诘难般若，而指佛教熏修之“我净”、缮克而得之“慧定”为“资气涉求”的“有待”，辛谓的道家之说已开慧能南宗禅之风，从慧悟境界上突破般若空宗由观入定的修持方法，是唐初走出般若烦琐哲学的正路，对后世般若学有着重大的启迪。

　　辛谓亦以其理趣“诞傲自矜”，有释子与之对论者，“必碎之于地，谓僧中之无人也”。针对辛谓之说之行，慧净著论抗争。认为佛法“万善所以兼修”、“一音所以齐应”，不止于《老子》的“绝圣弃智”、“抱一守慈”，老子之道只是“冷然独善，义无兼济”，所以佛道二教优劣无可伦比。至于说到道释齐一玄同，强生分别则为“顽空”，慧净声称：“窃以逍遥一也，鹏踌不可齐乎九万；荣枯同也，椿茵不可齐乎八千。”以道教拟同于佛教，犹以爝火侔于Et月。

　　说到庄子无待逍遥的境界，慧净强调：“庄生所以绝其有封，非谓未始无物。”所以道释优劣深浅不可不分，分而后知其是非，则舍道从佛便齐一玄同了。若言修持之法，则新故相传，“假熏修以成净，美恶更代，非缮克而难功。是则生灭破于断常，因果显乎中观。斯实庄释玄同，东西理会，而吾子去彼取此，得无谬乎?”①从慧净这些言论看他对《庄子》深旨的理解，似反不及支遁的《逍遥论》。

　　明代发展。

　　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是以儒家学者为中心，并由众多名僧、方士参与其间，互相交游，互为影响，最终导致佛、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学的通俗化。本文与前人研究的不同之处，则在于将思想史或宗教史的课题，以社会史的角度加以考察，亦即通过综合剖析明儒三教合一之论，或者来自佛、道人士的对此论的响应，以阐明这种观念对晚明思想、文化的深远影响，以及在明代士人和民间生活层面所烙下的种种印记。

　　明代儒、佛、道三教的合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综合的考察，即三教合一思想在明代的滥觞及其流衍，三教堂(或阁)的出现，以及士大夫与佛、道人士相交成风。

　　明初期。

　　明太祖朱元璋首开明代三教合一风气之先。太祖曾经入寺为僧的经历，使他洞悉佛、道二教阴翊王化的玄机，深知佛、道二教内部的弊端，并力行整顿。在此基础上，明太祖进而提出了三教并用之说："若绝弃之而杳然，则世无神鬼，人无畏矣。王纲力用焉。于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朱元璋曾自制僧律二十六条，颁于皇觉寺。内一款云："凡有明经儒士，及云水高僧，及能文道士若欲留寺，听从其便，诸僧得以询问道理，晓解文辞。"明经儒士、能文道士留居僧寺，其实就是鼓励僧流参儒、道二氏法度，所透露的基本信息则是三教合流。

　　上有所好，下必应之。朱元璋提倡三教并用，其臣下随之极力鼓吹。宋濂号称明初文人之首，侍奉太祖左右，明太祖旨意，故对禅学也深信不疑，并对佛教的作用也称颂有加。他说："大雄氏之道，不即世间，不离世间，乌可岐而二之?我心空邪?则凡世间诸相，高下、洪纤、动静、浮沉，无非自妙性光中发现。苟为不然，虽法王所说经教，与夫诸祖印心密旨，皆为障碍矣。"明代学者罗钦顺称宋濂学问，"一生受用，无非禅学而已"，可谓一语中的。除宋濂外，明初学者中，主张三教合一，肯定佛、道功能者，颇有人在，诸如乌斯道称："佛亦赞天子之教化"；张孟兼则将道家世俗化，从而达到佛、道相融的目的；而陈琏则更将道、俗合而为一，认为道教虽以清净为本，"而未尝以捐绝世务为高"。如此等等，不胜赘举。

　　明成祖朱棣起兵靖难，夺取宝座，得佛教名僧道衍(即姚广孝)之力不小。于是即位以后，对佛教多有佑护。成祖朝时大量善书的编撰，说明三教合一的观念已得到朝廷的普遍提倡。如朱棣在《孝顺事实》一书中，显然已将儒家之孝道与道教的感应思想结合在一起。除《孝顺事实》外，明成祖还敕撰《为善阴骘》一书。通过"阴骘"观念，教化民众行善积德，从而使儒、佛、道在"阴骘"观念上趋于融合。而仁孝徐皇后所撰之《劝善书》，无疑是对成祖《为善阴骘》一书的回应，从而将儒、佛、道三教劝善之言熔于一炉。所有上述御制书或敕撰书，均以儒家的五伦甚或孝道为中心，别采佛、道劝善之言，以为佑护、佐证，儒、佛、道融而为一。综所周知，这些书籍陆续被颁发于天下学宫，为天下士子所必读。由此可见，它们对儒、佛、道的合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明中期。

　　王阳明在明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儒、佛、道三教合一观念的流衍或变迁中，王阳明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以前，固然明太祖、成祖倡导三教合一，亦有学者宣扬三教合流。然究其本质，不过是藉佛、道的威慑作用，暗助王纲。所注意的是佛、道的善化功能，所采用的方法亦不过是流于表面的援佛、道助儒。而王阳明则不同，他是援佛、道入儒，创制心学，其影响及于整个晚明思想界。尽管阳明集子中也不乏辟佛之言，而其根本则由王门后学陶望龄一语道破天机，即"阳抑而阴扶也。使阳明不借言辟佛，则儒生辈断断无佛种矣。今之学佛者，皆因良知二字诱之也"。阳明学术得益于佛、道二氏之处颇多，尤其与禅宗的关系更深。他的心学，即由禅宗"即心即佛"发展而来，而禅宗关于"定"与"慧"的关系问题，更为王阳明"寂"与"照"的关系所取代。此中关系，明末清初学者张履祥已洞察秋毫："三教合一之说，莫盛于阳明之门。察其立言之意，盖欲使墨尽归儒，浸淫至于今日，此道日晦，彼说日昌，未有逃禅以入儒，只见逃儒以入释，波流风煽，何所底极!"[2]明晚期。

　　事实确乎如此。王门后学，大多逃于禅释，主张三教合一。在晚明，以王门后学为中心，再有其他一大批学者与之呼应，三教合一之说一时甚嚣尘上，甚至其影响及于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字。为叙述方便，下举罗汝芳、王畿、袁黄、李贽、屠隆、陶望龄、陶睾龄、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竟陵派钟惺、李元阳、管志道、焦竑、林兆恩等人为例，以考察晚明三教合一之风在学术界的流行。

　　据明人记载，罗汝芳深嗜禅学，家中方僧常常满座，以致"两子皆为所诱，一旦弃父母妻孥去，莫知所终"。王畿虽曾区分儒、佛之异，更深究王学与养生家言的差别，然无论从其为学过程抑或部分宗旨来看，也不得不借重佛、道。他曾说："吾儒极辟禅，然禅家亦有不可及者。”

　　在明末，袁黄与李贽均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他们的学说已深入人心。究他们两人的学术特点，事实上也是"混佛老于学术"，儒、佛、道三教熔于一炉。正如明末学者张履祥所言："近世袁黄、李贽混佛老于学术，其原本于圣人之道不明，洪水猛兽，盖在于人之心术也。"袁黄的出名，其实就是他所作的《功过格》一类善书，而此类善书的中心思想，仍是报应、阴骘，其根本则是儒、佛、道三教合一。而李贽更是断言："儒释道之学一也，以其初皆期于闻道也。"屠隆自称好谈二氏，对佛、道均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佛"宣教淑人，亦辅儒者之不逮"；他专写《十贤赞》一篇，首列老庄，称老子为"吹万布德，真人是储"。

　　陶望龄、陶睾龄兄弟对佛、道二教揄扬甚力。陶望龄在参禅方面追求的是"真参默识"，并对当时京城官场中以"攻禅逐僧"为风力名行很不以为然："吾辈虽不挂名弹章，实在逐中矣。一二同志皆相约携手而去。"陶望龄在学术上受其乃兄影响颇深。他在三教思想上最著名的论断就是对儒、佛、道三教不作优劣判断，断定同为日月。

　　在公安三袁中，长兄袁宗道嗜佛、道二氏最深。宗道认为，三教主人，门庭各异，本领是同，这就是学禅而后知儒。他的目的当然是"借禅以注儒"。袁宏道关于儒与老庄同异之论，实具儒、道合一因子："问：儒与老庄同异。答：儒家之学，顺人情；老庄之学，逆人情。然逆人情，正是顺处，故老庄尝曰因，曰自然。如不尚贤，使民不争。此语似逆而实因，思之可见。儒者顺人情，然有是非，有进退，却似革。夫革者，革其不同以归大同也。是亦因也。但俗儒不知，以因为革，故所之必务张皇。"而袁中道同样也是三教合一的信奉者。他认为："道不通于三教，非道也。学不通于三世，非学也。”

　　竟陵派文人也主张三教合一。钟惺至年四十九时，始念人生不常，认为读书不读内典，如乞丐乞食一般，终非自己心得。而谭元春之论佛，也取其治化作用，肯定"佛所以辅帝王治天下之书也"。

　　在晚明倡导儒、佛、道合流的思潮中，李元阳与管志道是两位颇引人注目的人物。据载，李元阳颇究心释典，以参儒理。其学以佛入，以儒出。他主张儒、佛、道合一，认为："天地之间，惟此一道，初无儒、释、老庄之分也。"（注：李元阳：《中溪家传汇稿》卷5《重刻法华要解序》。）管志道的学术特点，就是希望以佛教西来之意，密证六经东鲁之矩，并收摄二氏。当然，他的思想仍以儒学为正宗，佛、道只是为儒所用，正如他自己所说："愚尝谓儒者不透孔子一贯之心宗，不见乾元用九之天则，不可与护持如来正法。"（注：管志道：《从先维俗议》卷5《金汤外护名义》。）焦竑堪称王门后学中最朴实的学者。他对各种学术兼收包容的胸怀，以及所独具的大文化观，无不证明其在明代学术史上的地位，显然与明初的宋濂有一脉相承之处。一方面，他不辟佛、道，断言释氏诸经，"即孔孟之义疏也"；而对道家，也不是采取简单的排斥，而是分门别类，以恢复道家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他又将儒、佛、道三教统一于"性命之理"。这显然说明，一至焦竑之说，明代三教合流已趋于总结。

　　在三教合流之风中，有一人值得引起注意。他通过向民间进行活动，将儒、佛、道合而为一，创立了独特的"三一教"。他就是林兆恩。在晚明，凡主张儒、佛、道合一者，都对他推崇备至。如管志道弟子顾大韶，就认为兆恩之学，"以儒为表，以道为里，以释为归，故称三教也"。

　　儒家文人、学者主张三教合一，很快得到释、道二教人士的回应。如释清上人就曾找到了很多儒、佛相同之处，诸如：儒曰"无极"、"太极"，即佛所谓"万法归一"、"一归于何处"；儒曰"读书不如静坐"，即佛所谓"不立文字，直指明心见性成佛"；儒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佛所谓"真空绝相，事事无碍"。显然，这是儒、佛合流之论。这种认识的取得，与其阅读儒书有关。而在晚明，佛僧喜读儒书者亦不乏其例。如释戒征，"喜读儒书，而词翰俱妙，有前人风"。

　　太仓海宁寺僧善定能讲四书，里中子弟从之游。如此等等，馀不赘举。而道教人士在对待儒、道关系方面，也有合流的趋势。如冲阳子宋王献曾有一段说道新论，反映了道士在动、静关系上，已与儒家有相同之处。[2]三教堂。

　　孔子、释迦、老子并祀于一堂之类的三教堂，至迟在元代已见其例。一至明代，则蔚然成风。照例说来，孔子祀于学，佛氏祀于寺，老氏祀于观，原本俱有定制，各不相混。可是，在明代，却流行将孔子、老氏、佛氏并祀于一堂。鉴于此，朝廷只好下令禁止。明永乐三年(1405)，朝廷颁布禁令，"禁祀孔子于释老宫"。然三教合流毕竟已是大势所趋，尽管朝廷一再申禁，但禁令往往是徒具虚文。在明代，世人多以儒、释、道合为一图，或者塑像于寺观。释以佛居中，道以老子居中。甚至出现了穿戴为道冠、儒履、释袈裟之傅大士。这种行为并非只是盛行于佛、道，同样为一些儒家人士所恪守。如陈白我，"建三教堂，奉孔子暨二氏"。又宾州有一座三教阁，居人杨凤云所建，"阁有孔子、释迦、老子三像"。

　　一旦儒、佛、道三教圣人共聚一堂、一阁甚至一图，那么三教之间的界限已是混淆不清，这在民间的祠庙中反映尤为明显。这可以析为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儒家人士的祠庙，却由僧、道管理。如徐州祭祀汉高祖刘邦的祠庙，其香火由僧人管理。二是原本为道教系统的神祠，却也有僧人住持。如太仓刘家河天妃宫，永乐初建，"以僧守奉香火"。三是儒家的祭祀人物附设于道观中。如苏州广陵王祠，祀吴越中军节度使钱元及其子文举，即设于城内三茅观。

　　上述种种，固然与当时思想界儒、佛、道合流的趋势桴鼓相应，但也与朝廷祀典、礼仪的含混不清乃至失察有关。明帝国以儒教立国，这勿庸置疑。然而堂堂帝国，每遇大朝会时，百官习仪却不在国子监孔庙，而是在佛寺或道观，先在庆寿寺、灵济宫，后定于朝天宫。朝廷如此，地方官员也只好照章办事，不必去追究是否符合儒家信条。如杭州钱塘县，每岁造土牛，均在灵芝崇福寺迎春。这就是最好的例子。

　　相交成风。

　　士大夫从小接受的是一套良好的传统儒家教育，理应是儒学的维护者。可是明代的士大夫，无论是阁部大臣，抑或州县小吏，无论是在职，抑或乡居，均是佛、道的倡导者，甚至成为佛教寺院的"护法"。当时的风气，就是士人以与释、道二教人士相交为雅。所以，对佛教的贡献，正如明人瞿汝稷所言："夫近时之士大夫，皆诵法孔子者也。所望创僧庐，市僧田，以招致拨草瞻风诸龙像者，惟诵法孔子诸贤是顿，则儒之有庇释也，不信然哉!"明人蒋德王景也说，晚明的士大夫，"无不礼《楞严》，讽《法华》，皈依净土"。

　　早在明初，就有一些僧人善于词翰，与士人交往密切，但只是仅见的例子，不成气候。中期以后，以至明季，由于儒、佛、道三教合流渐成气候，士人与僧、道相交更是不争的事实。这种风气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僧、道不守清规，不在僧寺、道观清戒受持，而是到处游荡，游方僧道遍地皆是，尤以京师为甚。如明人言："京师，僧海也。名蓝精刹甲宇内，三民居而一之，而香火之盛，赡养之腆，则又十边储而三之，故十方缁流咸辐辏于是。"二是士大夫师事沙门，大族中妇女、子弟甚至拜高僧为师。如张履祥揭示道："近世士大夫多师事沙门，江南为甚。至帅其妻子妇女以称弟子于和尚之门。"这种风气仅仅是儒、佛、道合流的综合反映，而其具体的表现，则为士人与僧道相交，恬不为怪，甚至引为风雅。

　　密宗。

　　释教，即佛教中的杂密派。16世纪以前释教等同于佛教。16世纪以后释教不再等同于佛教而只是其中一派。这是因为杂密改革。由释迦牟尼创立.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释教。早在佛纪一千多年前的吠陀时代，由读诵真言咒语来祈福禳灾，佛教在印度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渗入民间信仰，进而摄取其咒术密法，产生了真言咒语的使用。初期的"真言咒语"，只作为守护、消灾、治毒，所杂说的片断咒语，向来被称为"杂部密教"，简称为"杂密"。如《杂阿含经》所说，被凶恶毒蛇咬伤时，所持念的明咒，即属此。

　　密宗的内容极为庞杂，汉传佛教分为三部，杂密、胎藏界、金刚界。杂密部多为仪轨、咒语，讲究神通与法术是密宗最早的雏形保留了密宗所有法术和奥义。杂密，意思为不纯或不系统的密法。开元年间，开元三大士译出胎藏界与金刚界密续之后，这两部密续被称为纯密。相对于纯密，在它们之前译出的密教经典与咒语，法术，都被称为杂密。杂秘保留一些，早期法术，如幻术，式神术，召唤术，傀儡术，祈福、祈雨、治病、安家、息灾，乃至于驱使鬼神、包罗万象，如：女用昱珀男用鸱趾添“浆草，四灵物，羽心”三个押契，把人厄运势引导到解脱的境界制服凶煞，并超脱欲念。感受到运势改变。是五行、阴阳、八字完全专注固定在好运位置。从而达到避免凶煞的方法。

　　到了佛陀入灭后三百年间，上座部所隶属的犊子部，除经、律、论三藏外，诸多真言密咒亦被结集，汇编成为"明咒藏"。其后，在南传《巴利藏》中，有说护身等偈颂的经典，名为《防护藏》，至今仍盛行于锡兰、缅甸等南传佛教国家。到了四世纪左右，出现了专说咒法的独立经典《孔雀明王经》，认为口念真言，内心统一，建立方圆之土坛供养诸尊，严修仪轨，即可产生不可思议的功德。

　　公元14、15世纪时萨迦派与噶举派高层相信杂密长生方法分为两部咒语，萨迦派有一半咒语噶举派有一半咒语，这是因为宗喀巴大师向香巴噶举僧人求教一些杂密修行方法时香巴噶举僧人将包括长生等秘法分开传给宗喀巴大师，萨迦派与噶举派高层相信取的长生方法就可以展现佛法伟大获得藏区统治权力，因此两方为夺权力，战火不熄，时局极为紊乱。因此，什么宗教，什么佛学，无人关心过问，寺庙组织涣散，戒律松弛，僧人无人约束，不念经，不修法，反娶妻生子，放荡自恣。上层僧因为知道有永生方法，不许在辛苦修佛。仗其特权，借口修密向民间索取妇女供其**。宗喀巴意识到杂密咒语虽然种类众多，法力强大，但是对于没有超脱欲望的人，轻易掌握杂密会带来灾难。宗喀巴提出了2个改革方法第一个是去除杂密永生，不老，不死，复生，召唤鬼神等咒语，只保留简单修行和基础治病的咒语，这个也称作纯密改革，意思是将杂密选择性传给弟子选择后的成为纯密。第二项改革是整顿纪录，严格纪律改教以后，其他教派也有响应者对歪风邪气略加整顿。依据《土观宗派源流》说，直至公元16世纪时，宁玛派中还有僧人曾经意图得到杂密永生之法，最终无果。[4]禅宗世俗化。

　　尽管明太祖朱元璋倡导三教合一，但他又深知佛、道一旦深入民间，与世俗混淆，并成立带有浓厚世俗色彩的民间宗教，就会对传统统治构成威胁。这一点已为元末红巾军的历史所证实。朱元璋对此抱有清醒的认识。明帝国一建立，他就开始整顿僧、道门风，严禁僧、道与世俗混同。自正统以后，僧徒冗滥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在这些僧徒中，很多没有取得国家的合法度牒，多为私自剃度，其间的成分也就相当复杂，有因户内丁多、求避差役者，有因盗事被发而更名换姓者，有系灶丁灶户负盐课而偷身苟免者。成分如此复杂，加上出家为僧的目的又不一，以及商业发达以后所导致的城市生活繁华对僧徒的**，难免使僧徒耐不住寺院的寂寞，萌生享受世俗生活的贪念。与此同时，僧人以民间百姓为门徒，垄断民间修斋作福之类的佛事，并在岁时节序至民间打秋风，获取斋粮，如此等等，无不都是佛教与世俗发生联系的反映。

　　明中期以后，佛教的世俗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世俗倾向。

　　与佛教的世俗化相应，明代的道教经过三教合流之后，同样有趋于世俗化的倾向。这可以从明人李天木之论中，看出一些端倪。李氏之言，简易平实，大体谓"道不离日用饮食，不必绝俗离世，长往深山也"。道士一旦流变为方士，其世俗化的特点就更为明显。明代方士大多游于公卿之门，有些甚至受到皇帝的宠信，如成化年间的李孜省、嘉靖年间的陶仲文。而其下者，则流为巫公、师婆、火居道士，从事民间的宗教信仰活动。火居道士，即道士中有妻室者。而道士之妻，则称"道嫂"。究明代火居道士、道士的动向，也已开始蠢蠢欲动，一有机会即参与反叛朝廷。如"苗贼作乱"时，火居道士李珍、武当山道士魏玄冲均参与其中，即为一例。

　　儒学通俗化。

　　儒学本无神秘的内容，本来就是世俗的东西。一至宋代理学，援佛入儒，将天理推至自然法则这一定理，好高骛远，顿成玄虚，似乎已多少带有一点神秘化的因子，而与世俗相去渐远。王阳明心学的崛起，其最重要的意义，是将玄虚的"天理"回归为人本心内的"良知"，由此带来了儒学的世俗化及通俗化。

　　明代儒学的通俗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察：在晚明儒、佛、道合流的过程中，从士人中游离出山人这种特殊的社会阶层，其实并不足怪。原因很简单，随着儒、佛、道合流而来者，为儒、佛、道的世俗化，而其世俗化的特点，无非就是嗜名、求利。即以禅宗为例，在明末已成为"文士之变相"，而其特点，正如张尔岐所言，不过是士人好名的积习所致而已。士人好名积习难改，然士人谈禅说玄，难道仅仅是为了钓名?事实并非止此。随着儒、佛、道世俗化的深入，所谓的"名士"，亦并非清慎干净，更多的是带有世俗化以后的因子。正如陆文衡所揭示，在明末，欲成为名士并不难，只要有数十金，出入于礼忏会、赌博场即可。正如作者所言，此言虽谑，却是切中世情。那么，当时的世情又是如何呢?这可以黄宗羲的一段话作为概括："余尝言，今日士大夫，大概多市井之气。"所谓"市井气"，说白了，仍然不过是求利意识太浓。[bookid=2871585,bookname=《灵噬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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