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谈武术与宗教 2

　　【醉酒寒蝉】明、清两代，少林僧人习武的记载越来越多，反映出宗教与武术的关系越发密切。

　　明代许多文人墨客，如焦宏祚、徐学漠、袁宏道、王士性、文凤翔等，撰写了有关少林寺僧习武的诗文游记。从这些纪实性诗文可以看到，当时少林寺僧习武已经蔚然成风：他们闲时或坐古殿谈武，或到院中实践；或以掌搏，或以剑、鞭、戟斗；或“晓起出门”即练，或“舞剑挥戈送落曛”。

　　“寺四百余僧，各习武，武艺俱绝。

　　至明中叶以后，大量文献纷纷记载少林武僧抗倭救国济世的事绩。如：万表的海寇议，郑若曾的江南经略，佚名的云间杂志，顾炎武的日知录及吴淞甲乙倭变志等。这表明，僧人习武已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他们已走出寺庙，走向社会，组成僧兵，为国效力，积极参与政治斗争和民族战争。

　　武术借重僧兵抗倭的英勇和胜利，迅速在民间普及、发展；少林武术同样依仗抗倭的胜利，而扬名遐迩。诚如郑若曾氏江南经略所言：“夫今之武艺，天下莫不让于少林焉。”

　　与此同时，还有记载表明，明清之际少林武术体系已经形成，其影响不仅及于江湖，而且及于官军的日常训练。打开俞大猷的正气堂集，程宗猷的少林棍法阐宗及何良臣的阵纪等著作，联系上述记载僧兵抗倭事迹诸书，我们看到，少林武术有两大技术核心：一为拳术，一为棍术。

　　其中棍术经抗倭名将俞大猷协助，“授以阴阳变化真诀”，得以系统化和提高，并迅即在少林僧中普及。少林拳术的盛行于世似略晚于其棍术，故程宗猷少林棍法阐宗中有少林棍已臻完善，“至今称为无上菩提矣”，“而拳犹未盛行海内”之语。但不久，由于广大僧众之努力和苦心钻研，终于写出了总结少林拳法的拳经，使少林寺僧因善以拳搏而名闻天下。

　　此后，少林拳术、棍术广泛流布民间，为民间武师所采纳、继承、发展；亦为官军所采纳，成为军士训练的基础和必修课。“学艺先学拳，次学棍，拳、棍法明，则刀、枪诸技特易易耳。所以，拳、棍为诸艺之本源也。”

　　延至清末，有位自称“尊我斋主人”者，著少林拳述秘诀，在少林宗法一书的基础上，注意引进日本柔道、剑道对禅法的融合，将禅宗的理论和实践方法进步贯于武术的精神、道德、胆识和心理训练中，使禅宗思想与少林武术有机地融合。这一工作虽有牵强和粗糙之嫌，但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五、从武术文化对道文化的吸收看宗教与武术的关系宗教对于武术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不仅有上述几种表面的影响；而且在思想理论、技术战术、内功修炼等各个层面上都对武术给予了深刻的影响，其中道教文化对于太极、八卦、形意等内家拳的影响尤为突出。

　　中国道教的产生是一种多源的、多渠道的和逐渐靠拢而成的过程。神化老子，改造道家，是早期道教的主要创教活动。因此，道德经、庄子、列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与太平经、周易参同契、黄庭经、抱朴子等一起，成为道教最重要的一批理信论经典；其中，道德经和庄子被道教奉为最高经典。

　　于是，老、庄哲学被宗教化，成为道教思想体系的基础和源头。后代道教武术大师们将这些道教哲学思想融于武术，使中华武术不仅具有高度成熟的技巧、迷人的神韵；而且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进一步增强了武术的独特魅力。

　　道教对道有最根本的改造表现在生死观上。老子强调爱身贵生，提出“死而不亡者寿”。这里的“不亡者寿”有不被人们遗忘而永不垂不朽之意。实际上他并未否认死，而是主张凝炼生命的深度，提高精神境界的层次，以“道”为准则，通过修炼归真返朴，与大自然之“道”同一体性，实现精神对现实的超越，从而达到“死而不亡”、“永恒不变”的境界，这就是“深根固蒂，长生久视”，这就是长寿。

　　至于生死问题，道家实际上是主张淡薄生死，顺乎自然，将生死付诸命运的。庄子认为，生死乃气之聚散，自然之道，生不足喜，死不足悲，顺之而已。“以生为附赘悬（疒尤），以列为决（疒丸）溃痈”，流露出一定的厌世情绪。道教接过老子的爱身贵生说并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造。

　　道教不仅强调贵生，而且把长生不死、得道成仙作为道教的核心信仰，孜孜不倦地代代追求这一最终目标。他们改道家“顺乎自然”的生死观为“反乎自然”的生死观，提出“我命在我，不在于天”的主张，不信天命、因果。

　　力抗自然，能过后天种种炼养手段实现强身健体，脱胎换骨，超凡入仙，永享仙寿。总之，道教的爱身贵生思想是特别看重个体生命的价值，力图通过修道、积德、养生诸术，性命兼修，突破生死大限，摆脱暂短之“俗我”，实现长生之“仙我”。

　　围绕这一核心信仰，道教建构了其基本理论体系的框架，将道家的各种思想转化为其宗教精神和原则，提出了自己的道教哲学及行为准则。其主要内容包括：以“道”和“德”作为宗教信仰和行为实践的总原则，以清静为宗，以虚无为体，以柔弱为用，提倡无为、主静、抱一、守朴、寡欲、贵柔、尚雌、崇阴及炼精、炼气、炼神等等。

　　道教的这些思想理论渐被明清以来的武术家们所学习、掌握、吸收，并进而成为武术（特别是内家拳）的技击原则和理论依据。武术家们以“人命在我不在天”的思想为指导，刻苦习武健身、修心、养性；以“德”自律，培养自己的武德和高尚情操。在技击原则方面，提倡“以柔克刚”，“以静制动，后发制人”。

　　太极十三势行功歌诀云：“转变虚实须留意，气遍身躯少少滞，静中能动动犹静，因敌变化示神奇。”如何因敌变化呢？武术家说这就是要做到从人而不由己，“从人则活，由己则滞”；“彼不动，己不动；彼微动，己先动”。显然，这种技击原则的理论依据正是道教哲学提倡的无为、主静、守雌、贵柔。老君二十七戒中讲最上三行时说：“行无为，行柔弱，行守雌，勿先动。”道德经六十八章说：“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内家拳贵柔持静的原则即源于此。

　　武术中还有许多理论概念亦源于道教。这些理论概念，有些原属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本概念，如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八卦等，但长期以来主要被道教吸收与发展，已经成为道教身心修炼理论和哲学思想体系的有机构成。老子二十八章云：“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奚谷）……恒德不忒，复归于无极。”

　　这是“无极”一词的最早出处。极，尽也；无极，无尽也。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一宇宙生成图式见于易传·系辞上。后来，道教徒继承和发展了这些古代哲学理论，故有了隋唐时期道教经书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太极先天之图，有了宋初道士陈抟的无极图，有了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中的水火匡廓、三五至精二图。

　　宋代周敦颐在这些道教经书的基础上，写出了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

　　描绘出“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万物”这样一种宇宙万物生成与发展的理论。太极拳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编创而成的。王宗岳的太极拳论指出：“太极者，无极而生，动静之机，阴阳之母也。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曲就伸。人刚我柔谓之走，我顺人背谓之粘。

　　动急则急应，动缓则缓随。虽变化万端，而理惟一贯。”武当武功·概述中说：“太极拳寓意于阴阳之内，起于阴阳之初，变于阴阳之中，以应阴阳、太极之象。”这种理论当然是源于道教的。

　　武术中还有一些理论概念原来就是道教的。如：九宫，云笈七签·黄庭内景经梁邱了注云：“九室谓头中九宫之室及人之九窍。”丹田，有二解：①指人体脐一男子精室、女子**所在，内丹家以其为炼内丹之处，故名。②或谓丹田有三：脐下为下丹田，心窝为中丹田，两眉间称上丹田。

　　武术“九宫八卦掌”的所谓“九宫”，武术家们所说“虚领顶劲，气沉丹田”的“丹田”，显然都是从道教理论概念中移植过去的。此外，所谓拳势中的“天、地、人三才”理论，所谓内家拳“炼神导气之功”的根本法则，也都是吸收道教文化的产物。

　　武术对道教文化的吸收，不仅表现为概念上的移植与借用，而且以之指导武术的动作、招式、步法、套路和技术应用。如：“形意拳位于八卦图之中宫，直线练习，直贯阴阳”；八卦掌的“有阳手，上下翻”及“踏八卦走圈”以及什么“五行步法”、“五行合一”等，都深深打着道教文化的烙印。

　　尤其是道教气功，特别是内丹功，被广泛用于武术的技能锻炼中，甚至出现了所谓“金钟罩”、“铁布衫”功夫。道教所功与武术相结合，推动了中华武术史的变革与进步，也使道教文化成为中华武术文化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当年，鲁迅先生谓：“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之观中国民间的武术文化，不妨可以说，道教理论及其哲学思想恰是中华武术之精髓和根柢。

　　第二节宗教与武术发生联系之原因宗教与武术发生上述种种联系，原因可能有许多，概而言之，大致有如下几种。

　　一、宗教与武术同属于文化范畴，而人类各种文化间必然会互相影响和渗透。

　　中华武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灿明珠，这一点已得到世人公认，毋庸多述。

　　中国历史上存在至今的各种宗教，无论是道教等中国本土宗教，还是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经过千百年来发展、演变，也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

　　“宗教是文化。”我国当代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给佛教协会赵朴初的一封信中说。过去，我们基本上把宗教作为一种世界观来研究和对待，这固然有一定道理，因为任何宗教都有其神学世界观。

　　但也须看到，任何宗教，除其世界观外，还有其他的构成因素。宗教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种与特定的时代相联系，具有多种表现形态和丰富内涵的社会性的文化现象，包含了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几乎全部因素。

　　因此，我们说宗教不仅是一种世界观，更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门类，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就是说，宗教本身就是具有多层次、多方面复杂内容的一种人类文化。

　　宗教文化大致可以分为几个层次：其核心是各宗教的基本信仰；围绕这个核心层闪的，是一整套宗教思想体系，包括其宗教观念、宗教思想、宗教理论、宗教教义等；第三层次是与这套思想体系相适应并将其具体体现出来的各种宗教礼仪、典章制度、教规教义、教派组织和团体。

　　因此人们往往将宗教视为一种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社会实体；第四层次是表现宗教文化的大量宗教实物，如各种宗教经典、宗教文物、宗教宣传品、宗教艺术品、宗教建筑、宗教学校等等，这一系列宗教实物的存在，使宗教不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意识形态，而成为看得见、摸得到的实在物。这些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那种内容丰富的、多层次的、立体的宗教文化；而那遍布世界各地数以亿计的宗教信仰者，则是这种宗教文化的创造者和主人。归根结蒂，宗教文化仍然是人的文化。

　　既然同属于人类文化，宗教与武术之间发生互相影响和渗透，当然是正常的。

　　二、庞大的寺院经济是宗教信仰者习武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均得到巨大发展，形成了儒、释、道三教互相争夺、互相吸收又互相配合的鼎立局面。支持这种文化局面的基础，是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寺院经济。

　　以佛教为例，自其传入中国后，早期的译经活动都是靠民间信徒捐助。东晋十六国时期，某些僧团得到国家政权的资助，广建寺院，译经和传教活动的规模日益扩大，僧尼数字激增。

　　佛教的基层单位寺院，不仅经常接受信徒的财物施舍，而且已开始从事经营土地及其他各种营利活动。那些著名高僧，如道安、法显等，据高僧传记载，年轻时均被“驱役田舍”参加劳动。寺院经济已经萌芽和得到确立。进入南北朝以后，在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贵族支持下扶植下，僧尼和寺院数目激增，寺院经济进一步发展，在整个封建社会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

　　宋书·王僧达传载：“吴郭西台寺多富沙门，僧达求须不移称意，乃遣主簿顾旷率同门义劫寺内沙门竺法瑶，得数百万。”梁武帝先后四次到同泰寺舍身，多闪到寺讲经设会，每次均有重金施舍。

　　仅中大能元年（529）、太清元年（547）的第二次、第四次舍身，君臣为将这位皇帝赎回，每次皆向寺院捐赠一亿万钱。齐时正胜寺法愿“日盈万计”，“或雇人礼佛，或借人持斋，或籴米谷，散饴鱼鸟，或贸易饮食，赈给囚徒。宋初僧人慧义居建康祗洹寺，“士庶归依，利养纷集”，死时“资生杂物，近盈百万”。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准备伐魏时，曾向僧尼借钱以筹军用。北齐文宣帝甚至宣布：“今以国储，分为三分，谓供国、自用及以三宝。”。将国库的三分之一积蓄供奉佛教，寺院经济势力之雄厚于此可见。这种强大的寺院经济，即使僧人习武成为必需，又使武僧的出现成为可能。

　　再加上宗教寺院的环境也有利于武术的演练和发展。宗教寺院道观固然遍布各地，但多在远离城镇村落的深山名胜之处，远离愦闹之地。这虽有利于专心修炼，但生活条件往往较为艰苦。登高爬山，需要脚力；砍柴担水，需要膂力；夜黑风高，需要胆气；蒲团从禅，需要毅力。凶禽猛兽出没，更增加了出家修炼者的危险性。

　　为了生活和修炼，为了对付可能随时而来的**或歹徒强人袭击，僧人习武是很正常的。而开阔宽敞的庭院，也正是练武的理想胜地。同时，在那种自然环境下，观察**动作，思考某些令**长寿之奥秘，并受此启发编制出一些模仿性的武术动作来，同样也是可能的。

　　在佛庙道观中，有许多宗教画或塑像。那些菩萨、佛祖、金刚、力士、道祖、神仙等图像，千姿百态，或降龙，或伏虎，或驱邪，或斩妖，或挥金刚杵，或举降魔棒，举手抬足，威风凛凛，充分表现了这些宗教艺术品的作者丰富的想象力。

　　久在这种环境中虔诚修炼的僧道，模仿这些图像动作进行演练，如前文所述奇云法师参照大悲陀罗尼忏图像寻索拳式，进而发明一套本教秘拳，作为练身、修心、养性的秘宝，也是可能的。

　　由于寺庙偏僻，许多反抗压近斗争的造反者在失败后隐姓埋名，遁入空门，以图自存或东山再起，这种事情在封建时代是经常发生的。武松成为了武行者，鲁提辖变成了花和尚，虽是小说家言，却正是生活的真实反映，他们中不乏武功高手。

　　因此，随着这些人的遁入佛门道观，世俗武术亦被带入僧道中。在精研各教教义后，将宗教理论与自己擅长的武术相结合，或将宗教徒原有的武功加以研究和发展，如传说所述卢俊义整理唐代少林猊（犭宗）拳那样，都是可能的。

　　三、宗教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组成部分，必然对武术产生影响。

　　细查中华武术中，我们发现宋元明清是其高度发展时期，这不是偶然的。

　　宋元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在此时期，由于社会政治条件的改变，中国的封建主义不断从思想意识的各个方面得到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也更趋强化。

　　伴随着政治上、思想上集权统治的强化，以前好种儒、释、道三教鼎立的局面打破了，佛、道两教形式上走向衰微，其宗教精神渗透到儒家思想内部，形成以儒家为中心的三教会同的新局面，出现了以孔子为招牌，大量吸收了佛、道教世界观和宗教实践的宋明理学。

　　本来，早在西汉时，董仲舒所倡应予“独尊”之“儒术”，即已与孔孟儒学有所不同，化入了许多方士们推演阴阳五行、迎神送鬼、求风止雨、占星变、流灾异、信机禅等内容，成为神学化的儒、道（道术、道士）合流的儒学。

　　宋代周敦颐、朱熹等理学家，则进一步吸收佛、道两教的内容，使儒学进一步宗教化，提出各种神学主张，如提倡涵养静修，以观喜怒哀乐未发气象，致力于天理人欲之辨，要人们“存天理，去人欲”等等。

　　这种三教合流的宋明理学，因得到宋元明清历代封建统治阶段的赏识而被捧上了天，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不可一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段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段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段，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段支配的。”

　　这一历史时期的武术大师们，无论其自身的阶级地位如何，其所处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生活决定他们不可能摆脱宋明理学对自己的影响。这种影响程度极深，乃至他们不能不用这种宗教化的宋明理学去丰富和充实、指导自己的武术实践和理论，从而客观上了造成了宗教与武术结合。

　　四、宗教信仰者的反压迫斗争，是宗教与武术结合的原因之一。

　　中国历史上各种宗教信仰都曾揭竿为旗，斩木为兵，发动过一次又一次反对封建王朝的起义。

　　这一次又一次武装斗争实践，锻炼、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穆斯林武功高手，**穆斯林武术也正是在这种捍卫民族、捍卫宗教的武装斗争中逐渐形成并迅速发展起来的。

　　五、宗教教义或宗教功修对武术的影响，也是宗教与武术相结合的原因之一。

　　各种宗教在修炼时，一般都讲究健身、修心、养性。即以道教而论，其主要信仰是崇拜神仙和追求个人长生成仙。长生成仙的主要途径是炼养，炼养长生则以体魄健康为功夫，故道教极重养生健身之道。

　　道教炼养学内容庞大驳杂，其主要特征是注重形神共炼、性命双修、内外并重、人天合一。其炼养方法极多，不下数百种，概括起来可分静功、动功、辅助功三大类，其中静功包括炼神、服气、守窍、存思、内丹等，动功主要包括导引、按摩、武术等，其他如辟谷、服饵、房中术、摄养、符（竹夕水）等均属助功。

　　上述导引术、服气、辟谷，是道教积精累气的重要方法。三国志·华佗传云：“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颈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

　　宁先生导引养生法亦云：“所以导引者，令人肢体骨节中诸邪气皆去，正气存处。有能精诚勤习理行之，动作言语之间，昼夜行之，骨节坚强，以愈百病……

　　皆可按图视像，于其疾所在，行气引导以意排除去之。行气者则可补于中，导引者则可治于四肢。自然之道，但能勤行，与天地相保。”

　　应该强调的是，道教继承了道家老子之学，非常重视军事学和武功。自古以来，一些道士将健身养生的导引术稍加发展，即使之成为既能健身养生又可护身却敌的武术，作为炼养方法之一的动功。如果再融道教哲学及气功于武术之内，使之成为有道教风格与特点的内家武功，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据养性延命录载，华佗曾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编创了一套“五禽戏”，或引腰侧足，或引项反顾，或以脚勾物，或伸缩身全，以达到“除疾，利手足”和“身体轻快，食欲增进”的目的。

　　这种导引术稍加衍变和发展，即成武术，这是不言而喻的。

　　又如道教中有所谓“转天尊”功法，类似八卦转掌，绕圆走转，要求习练者步法擦膝摩胫，摆扣清楚，平起平落，于沉稳中见灵活；身法上要求顺项提顶、含胸拔背、（佥欠）臀坐胯、屈腿抱膝、十趾抓地；口中反复诵“太乙救苦天尊”之词句，“以一念代万念”，达到调心入静的目的。显然，这种简便易行的健身功法，已具有一些武术的性质了。

　　总之，中国古代各种宗教文化是中华武术赖以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对此，我们还应予以深入探讨与实事求是的研究，以进一步促进中华武术学理论的提高与繁荣。需要指出的是，宗教对武术的影响既有积极推动其发展的方面，也有肖极阻碍其发展或将其引入歧途的另一方面。

　　如何对这两种文化之关系进行深层次的研究，进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中华武术沿着有益于人民身心健康的正确道路发展，是中华武术学理论工作者与武术家的共同责任，我们理应为之而努力。[bookid=2871585,bookname=《灵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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